第181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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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3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4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7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9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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