鹌鹑 第61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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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两分钟杨剪就回复了。
  “新年快乐。”
  李白这才稍稍恢复清醒,深吸口气点开视频,祝炎棠那个自恋狂只拍了三秒钟的烟花,剩下十二秒都是怼脸自拍,神采奕奕的,也听不清在念叨什么。
  “不是我拍的。”李白按了按太阳穴。
  “我知道。”杨剪说。
  “我睡了,晚安。”接着又道。
  李白不小心滚到了地上,瞪着屏幕,“晚安。”这两个字他打错了三遍。
  杨剪摆明了不想聊天,这又有什么错呢?杨剪是在提醒他遵守他自己提出的约定。春节过完已经到了三月,再之后的日子,李白也没有再去踩那条界线。他继续活着,用他自己半死不活的方式,从名贵首饰似的男女间下班,到山林和泥土间找人,吃到芥末会掉眼泪,听到员工议论自己的八卦会翻白眼,看到感人的电影,也不过是边翻白眼边掉眼泪罢了。
  生活被一条叫做奔忙的线穿起来,就怕这线不小心断掉,会“慢慢好起来”吗?生活它究竟会好吗?李白回答不了。只是某些瞬间,他会觉得自己已经苍老不堪。每个周四依然是鲜活的,令人期待的,可高考过后习题课也随之停止,这七分之一的日子又恢复了死气沉沉。
  杨剪放假了么?会出去玩还是待在家里补觉?李白又在琢磨这些问题。从五月初开始他就没办法离开北京,接了一部新电影,祝炎棠已经成了绝对男主,饰演一位江洋大盗,良心发现地把国宝偷回来还给祖国。而在北京拍摄的戏份全部由李白的团队负责造型,本来前段时间已经拍好了,可是导演在镜头方面是个完美主义者,并且是个得罪不起的任性大佬,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原班人马拉回来返工。在片场待着,周围一堆熟人,李白心里时常很空,总怕在自己抽不开身的时候红面具有了动静,可他的钱的确快花完了,年初交了店铺租金,他急需这一天五千块的佣金。
  拍摄预计在六月底彻底结束,有好几个场景都是在故宫取的景,这么多年李白屡次路过天安门,从没进去当过游客,现在却能睡在里面的戏棚,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戏剧。最后几天都在拍大盗围观升国旗的镜头,他也远远地看着,就想起杨剪起早翘课带他来看的时候,天还没亮,公交车一辆也没有,他们的摩托还被武警扣在西单了,不让开上长安街,于是牵起手玩儿命地跑。
  最终还是看上了,国歌奏响前的刹那,他们站在庞大人群的外围。杨剪举着卡片机,把他害臊的脸拨正,给他拍了好多照片。
  “你是我的蝴蝶。”杨剪看着琉璃瓦顶的朝阳,又去看李白的眼睛,还莫名地说了这句话。
  那时的李白尚且听不懂,只知道脸红。
  杀青最终还是延长了几天,七月初,李白拿到钱款,给店里交了电费,补了货,也回去踏踏实实地干了几天活儿,照顾了一些老客。也许是前段时间在文物景区被迫戒烟,现在一旦自由就抽得太凶,李白不幸得了支气管炎,只得戴着口罩给人剪发。熬到了七月底,药都开了两轮,这咳嗽还是不见好转,李白不敢抽烟了,也听了医嘱,不敢吃安眠药,半夜睡不着觉也只能自己挨着。
  他急得起了好几个痘,舌钉也刮得溃疡肿痛,成天昏昏沉沉,咳得嘴里发腥,却又觉得不能再把时间耗下去,要快点出发,至少再排查几个小镇,他就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没曾想到很快就有人帮他打断这种纠结,是那个消息最灵通的私家侦探,大半夜的,把两张照片发给了他。
  照片里光线暗淡,背景模糊不清,似是神坛,而神坛前面站了两人,第一张照片,他们对神坛跪拜,第二张照片,他们亲切握手,并排面对镜头。
  其中一个是外国人,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神似特朗普。
  另一个则戴着面具。
  赤红色的、足够遮住全脸的面具。长角獠牙,狰狞诡诞,黑嘴里点了个鲜红的圆点,宛如断舌一条。
  “这是当地的传单,有人在街上发,”侦探说,“原件在我这里。”
  次日一早,李白就去了这家伙位于昌平的事务所,花了两万块钱,拿到了那张小广告,也得到了它被发放的具体位置:贵州,铜仁,德江。
  再没有耽误的理由了,李白上次回北京前把那辆suv停在贵阳维修,这会儿早已完工,坐飞机过去,取了车正好往德江开。从事务所出来他就在网上买了临期机票,下午三点起飞,他抢到了最后一张。但还得回店里收拾行李,中午匆匆打了辆车往机场赶,还没开上几米,刚过了东直门外大街就开始堵,车子缓缓滑行,司机为了省钱,空调也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李白只觉得一肚子火往上窜,摇下后座的车窗想透气,不经意间,他瞥了一眼路边。
  有个戴墨镜的老爷子穿着身老唐装,坐在人行道边上,两棵银杏树之间,侧对着自己这条辅路,拉一把二胡。
  乐声飘进窗口,不是《二泉映月》,倒像是在模仿马鸣和马蹄。
  路人各走各的,只有一人在他身边驻足,瘦瘦高高,可能是站了很久,跟他隔了一步远,也不看他,就低着头抽烟。衬衫袖子挽了一半,眼镜滑到鼻梁以下,同样被人流经过,同样自得其乐,好像是专心听曲的模样。
  李白却觉得他落寞。
  怎么会这样啊。
  该说是巧还是不巧?
  杨剪来三里屯干什么?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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