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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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危机,荣氏兄弟一面呼吁政府给予支持,一面求助外国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结果不但都未如愿,反而引祸上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图趁火打劫,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一举吞并申新;英商汇丰银行和不法日商相勾结,公开以低价拍卖申新七厂。在这种局面下,荣氏兄弟拼死抵抗,上海和全国各地实业界同行和社会公正舆论也声援荣氏,申新广大职工更是奋起反抗,全力支持,这样才使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申新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是,到1935年4月,申新各厂的负债总额超过了全部资产的总额,出现资不抵债的局面,荣氏兄弟日日忧愁,千方百计要让荣氏企业恢复元气。
  幸运的转机在1936年出现了,申新各厂年终赢利高达308万元,这使得荣家两兄弟精神大振。但是没有料到,刚准备还清债务图谋大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但日军有备而来,狂轰滥炸,野心勃勃,荣氏企业所在的济南、上海、无锡、武汉等城市很快便相继沦陷。厂房设备绝大部分都遭到日寇破坏、抢劫和强占,损失惨重。其中上海申新八厂和无锡茂新一厂全部被毁;申新三厂库存的棉花、棉纱、棉布、煤,连同部分厂房和机器设备,有的被日军抢走,有的被浇上柴油,放上硫磺、炸药,纵火焚烧或炸毁;茂新二厂库存的小麦、面粉、麸皮,也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为5281万元。
  尽管损失惨重,沦陷区的一部分设备仍在内迁的途中,但是抗战一开始,荣氏兄弟就投入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之中。他们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国民军面粉5万包和其他许多慰劳品;还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回无锡,费用全部由荣氏兄弟负担;公益铁工厂奉政府之命,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还把济南茂四积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包小麦,用记账方式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
  1937年11月,荣德生避居武汉,全力支持他的女婿李国伟加紧生产。他们将申四、福五的生产设备通过水陆两路,运往四川、陕西。根据荣德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建事业”的指示,李国伟等人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工很足,获利丰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内地工业做出了贡献,也为荣氏企业清偿战前债务、恢复战后重建积累了资金。
  1942年5月,汪伪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荣德生抓住这个新旧货币交替、黄金价格暴涨的机会,利用抗战以来企业的赢利,一举还清了战前积欠的几千万元债务。好不容易喘口气,这时候,日本人又找上门来。
  日军曾提出要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合作经营”,或者签订租约租用这两家工厂,荣德生都严词拒绝。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产权,荣德生也不答应。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大汉奸褚民谊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荣德生,企图迫使他做出让步。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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